成化十四年 下(146)

    历来新帝登基，总要实行新政，即便是作作姿态，也要弄出一番万象更新的场面来，仿佛不那样做就不足以证明新皇帝的英明。
    当今这位天子也不例外，只不过他的新政主要都集中在给老爹收拾烂摊子上。
    驱逐妖僧妖道，罪大恶极如继晓者，直接论罪斩首，以儆效尤。
    在内阁的建议下，那些耗费巨资兴建的宫观通通停止，已经开始兴建又还没建成的，将材料撤下，或用作修缮京城各衙门，或作以后给宫中殿阁整修之用，免得以后还要再浪费一次钱，那些建好了的，便直接将里面驻守的僧道撤出来，朝廷不再拨款，也将原先赐予这些宫观的田地通通收回。
    至于万党与依附万党的一干人等，则依照情节轻重各自论处，像万安这样临时倒戈戴罪立功的，便让他主动致仕，皇帝还赐了金，让他回乡养老，算是全了他的名节，但对尹直，彭华等人，就没这么客气了，直接就摘了官帽赶出京城，像李孜省这等则直接驱逐出京，与白莲教和万党都有所勾结的大太监梁芳，则直接拉到菜市口问斩。
    这一件件一桩桩都料理妥当，大伙儿总算松了口气。
    比起本朝历代天子，当今这位弘治帝已经算是十分宽宏大量了。
    他的生母死得不明不白，与万贵妃姐弟诸多牵扯，但在登基之后，却竟然没有像以往那些皇帝的作派一样，追究人家九族满门，而是轻描淡写地放过。
    历来有争斗的地方就有利益纠葛，一方人马倒下，另一方人马便能因此得益，任何时候都不例外。
    不管最初怀着多么高尚的理由和原因，一旦掺入利益，彼此就不会干净到哪里去。
    所以万党的倒台也是一样，在许多人怂恿新帝反攻倒算的时候，他把持住了，并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，甚至还遵循了先帝的遗命，没有去动万贵妃的棺椁，也保留了她的谥号，放过了她的家族。
    内阁自然也支持皇帝的决议。
    不管之前与万党有多大的仇恨，能臣与直臣毕竟是有差别的。
    前者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保留原则的同时会做适当变通，而后者则不管不顾为了维护正义，将所有黑暗都掐灭。
    然而黑暗是永远不可能被掐灭的，只有当光明占据上风的时候，黑暗才会躲在角落里不敢出来。
    唐泛他们这些人，所作所为的最终目的，无不是为了让国家越来越好，而非党同伐异，一个陷入仇恨，只想报仇的皇帝，注定不会对国家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。
    而宽容仁慈的天子，才是盛世治世的必要前提。
    弘治帝的登基，势必预示着光明占据上风的时代终于来临。
    如是到了弘治二年，内阁该走的人已经走了，剩下一个刘吉，因为画风突变，一反成化年间庸庸碌碌，无所作为的行事，忽然之间变得勤恳奋进，直言进谏起来。
    弘治帝原是想像请走万安那样，将刘吉也请回家去养老，奈何人家现在从庸臣变成忠臣，连赶人的借口也没有了，只得无奈地由着他继续占据首辅的位置。
    刘吉留任唯一的好处是，为了讨好皇帝，表示自己真的与以前不一样了，他也不能再走之前那种碌碌无为的路线，起码得拿出一些身为首辅的气魄来，唐泛提出的新律，刘健主张对鞑靼用兵，俱都在这个时期被一一通过。
    弘治朝，当真渐渐有了些新气象来了。
    但真正的大转变，则是发生在弘治三年。
    弘治三年的春天，一小拨倭寇从浙江登陆，对沿海百姓进行烧杀抢掠，甚至一度攻入绍兴城内，直到浙江都指挥使带兵赶到救援，那些倭寇才从容不迫地由海路离去，临走前还卷走大量金银财宝和女人。
    在这短短一天之内，绍兴城内饱受劫掠，趁着所有人猝不及防，来不及组织起防备反攻之际，倭寇就先下手为强，先将士兵屠戮大半，又几乎把城中富户搜刮干净，另有绍兴城知府遭遇劫持，为全名节而选择自杀。
    此事传到京城，立时朝野震动，所有人都很难想象以区区倭寇顶多一千来人，竟能将绍兴城府攻占。
    然而追根究底，人们才发现，原来那些倭寇是假借日本进贡来使的身份，在海上劫持原本要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的大明官船，然后再假扮成明朝人的身份，返航回明，再与大明人勾结，得知绍兴城城防守空虚的消息，趁机攻打，果然轻易得手，那些倭寇担心朝廷大军很快杀到，因此也不敢久留，只是把财宝扫荡一空，再劫了一批女人，拍拍屁股溜之大吉。
    宣德之后，朝廷逐渐实行海禁，当年叱咤风云的大明宝船已经不见踪影，连造船厂也荒废了许多，如今仅有的官船战斗力有限，士兵也很少作专门用于海战的备战，如何能追赶得上那些久经海浪，经验丰富的倭寇？更不必说他们还有通风报信的内应，早在明军来之前，就已经登船远去，扬帆疾行了，大明官兵由此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，无可奈何。
    这勘合贸易，是在海禁实行之后，明朝与外界唯一的官方贸易方式。
    倭寇劫掠勘合贸易的官船也是常有的事，但像现在这样公然跑到大明来洗劫，直是闻所未闻！
    说到底，是倭寇太嚣张，还是官军太无能？
    是要狠狠打击倭寇，还是连勘合贸易也给停了，彻底切断大明通往外界的通道，也断绝外界觊觎大明的欲望？
    朝廷为此争论不休。
   
    第161章 番外十大海
   
    中原民族的特性注定它不是一个肆意扩张的民族。
    本朝也不例外，自疆域稳定下来之后，国策转攻为守，再也没有开国之初那种锐意进取的朝气，取而代之的是老成稳重的守成之君，久而久之，国朝重文轻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连边疆将领都得是进士出身才更让人来得信服。
    这次绍兴之乱引起的震动很大，但后续讨论应对策略却并不顺利，朝中普遍的主流声音都认为勘合贸易实属毫无必要，既不能给朝廷带来多么大的利润，还会引来倭寇入侵骚扰，还不如将勘合贸易直接停掉，彻底关闭天朝与外界沟通的通道，这才是万事太平，一劳永逸之策。
    然而这样的声音虽然占了大多数，也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的。
    其中之一，便是以唐泛等人为首的主战派。
    唐泛认为，堂堂天、朝，虽不好战，可也不应怯战，要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，说白了，如今人家都欺负上门了，哪里还有当缩头乌龟的道理？
    再者大明周围有如属国安南，附庸朝鲜等，若是遇事则退，这些附属国又会如何看待大明？大明国威又何在？
    太、祖收复汉家河山，永乐天子迁都北京，天子守国门，这才过了多久，大明当年横扫千军，将蒙元赶回草原的气魄呢？
    现在关闭国门，固然可以图一时安逸，但万一将来倭寇之祸弥烈，难道还要一直龟缩不出么？就算不为眼下计较，也该为百年后代子孙着想罢？要知道宋时海上贸易遍及各国，为宋朝政府带来了巨额利润，为何我大明如今武力远胜宋代，但雄心胆魄反倒远远不及了？难道蒙元那一百多年的统治，将我中原子民的胆子也给打小了？
    这番话虽然慷慨激昂，但反对的人并不在少数。
    许多人过惯了安逸日子，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对唐泛提出的所谓雄心胆魄嗤之以鼻，又认为天朝物产丰饶，何必走海上险路，去跟升斗小国争那等鱼米之利？
    更何况造船耗资巨大，当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足以证明一切：这七次远航非但没能为大明带来什么利益，反倒往里赔了不少钱，甚至有人觉得，永乐以后之所以国库日益萎缩，跟当初皇帝坚持要下西洋也有莫大关系。
    还有，如果耗费人力物力去跟倭寇打仗，打赢了不见得多么长脸，要是打输了，那才是大大的丢脸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管不问，直接关闭国门，像太、祖皇帝规定的那样：片板不许下海，这才是万全之策，祖宗成法总归是没错的。
    甚至有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，认为唐泛之所以主战，跟他现在主管兵部是有很大关系的，因为一打仗，兵部可以从中渔利，得到更多的经费不说，地位也能由此得到大大提高。
    唐泛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。
    首先，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，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，不能光想着天上掉馅饼。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，但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
    大明如今并非主动在进行一场无道之战，恰恰相反，是别人打上门了，掳我百姓，劫我钱财，若不再自卫反击，只会被视为软柿子一般柔软可欺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依旧会频频发生，国门一旦关闭，所有人都认为从此安逸而忘记危机，久而久之必然连战如何去打都忘记，到时候还是会被人欺上门，再说这一次还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掳掠到海上去，难道那些人都就此不闻不问了么？
    其次，勘合贸易非但不能彻底关闭，反倒应该更为开放，有鉴于前宋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，武力更加强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
    太、祖皇帝虽然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，可那是针对民船而言，要知道在那之后，三宝太监也同样七下西洋，官方贸易并未停止，祖宗成法之说大有变通之处，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绝对的禁令。
    而且就算现在官方禁止民间贸易，也依旧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，谋取利润，正因为海禁，这些民间的盈利，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，这才是巨大的损失。堵不如疏，与其放任这些非法私贸继续进行下去，不如由官方组织起来，将其合理化，让其缴纳税赋，这才是一举两得的长久之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