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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小姐和媒体打交道这么多年,当然深谙采访的潜在冲突点。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事前沟通,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居然提出这么匪夷所思的要求,“Sophia你听我说,这是严肃的新闻采访,不是上个世纪的影楼摄影,这家媒体的报道需要就要求……”
Sophia截断她的话,“我妈妈就是媒体人,我知道媒体的套路:他们想把我塑造得可怜一点,惨一点,这样大家就能更同情我,有更多人帮助我们。”
何小姐道,“是啊,你这不是很清楚嘛。”
Sophia道,“是,他们点击率也高。”
何小姐觉得这孩子有点无理取闹了,但仍旧保持微笑试图讲讲道理,“可是媒体不是针对你啊,受性侵害案件他们都是这么报道的,他们的点击率高对你们也有好处啊。”
Sophia却道,“但你不觉得这种腐朽的报道逻辑很扫兴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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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是被点评的人,我是站在台前的人,我为什么要被人决定我是什么样子呢?受侵害者的面孔千篇一律,媒体当我们是数值代码的NPC吗?还能复制粘贴的吗?”
Sophia皱着眉头,倔强道,“我想漂漂亮亮地接受采访,媒体为什么要用刻板印象要求我?遭遇过侵害之后,我就不配体体面面地做人了嘛?我就一定要整日消沉、可怜兮兮的吗?《华年》声名赫赫,怎么也都是这些陈词滥调啊?我不想自己总是被强调“受害者”的身份,赚大众的眼泪,我和苏闲是斗士啊,我们就不能有一个积极正面的,能赢得尊敬的形象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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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少孩子的成熟只是装腔作势,大多数还不是大人怎么安排,就被怎么安排了。
何小姐估计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居然是这么想的,一时间也是哑口无言。凌言看了一会儿,给她发信息说再跟记者沟通一下吧,尽量满足Sophia的要求。
苏闲从旁观察,骄傲道,“看吧,我说你别担心。她没事的。”
凌言看着屏幕,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,“你把她教得很好。”
苏闲也很欣慰,夸女儿的话不受控制地往外说,“她是挺好的,学习努力,生活自理,我有时候忙不过来的时候她还会帮我,尤其是这段时间,一些私信她还会帮我处理,还帮着一个姐姐联系过你给推荐的心理师。”
“嗯?她这样直接接触那些受害人,可以吗?”凌言一愣,问完感觉自己的话里有歧义,又解释说,“我是说,那些受害人都有很强负面情绪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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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知道你的意思,”苏闲的手轻轻一压,“我倒是觉得,她和他们接触之后会有一定的安全感,她会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她一个人……诉讼只是讨要公平,诉讼没法解决痛苦,所以我让她去帮助别人,希望可以让她感觉到快乐,给她满足感。”
凌言迟疑地看着她。
苏闲道,“你要是问我这么待孩子对吗?有什么科学依据吗?说实话我什么都说不出来,我只是单纯地对养孩子这事儿心怀敬畏,想收起自己“大家长”那套自以为是,不断问她,不断调整方法,给她自由感,掌控感,让她被尊重,被需要,被信赖——我一直觉得,至少这些,对一个人来说千金不换。”
凌言点点头,好奇道,“Sophia说你不让她开Utopia的情绪治疗。”
他手腕又轻轻震动一下,他微笑着把那股震动忽略。
“对,我没让她开。”苏闲淡淡一笑,点了第三根烟,“怎么?政治不太正确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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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吐出一口烟雾,潇洒道,“可能是我比较敏感吧?我一直觉得Utopia这东西不靠谱。”
凌言问,“怎么说?”
苏闲一手支肘,一手吸烟,道,“Utopia可以抑制负面情绪,愤怒、焦虑、恐惧等等等等,这个众所周知,但我听说现在就连犯个拖延症都要用Utopia调节了?”
凌言带着笑意,“网上是有这个段子。”
“所以这跟精神鸦片有什么区别啊?”苏闲继续道,“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数据,两年前,国家发展研究数据显示,Utopia的精神刺激和情绪调节过量的案例五年来正在以8%的比率持续上升,这事儿当事本来是要见报的,但是因为不可抗因素嘛,就这么被这么一层层压下来了。”
凌言沉默了一下,“我知道,是害怕引起民众恐慌才没有让媒体报道,但是从前年开始,Utopia管委会开始自查,取消了原来的双盲刺激,现如今可以由民众自动调节,然后标注神经刺激的1到9的量级。”
苏闲点头,“许多普通人用Utopia偶尔调节心情,小用怡情,并无不可,开心一下就算了,可我一直都有疑问:那些遭遇过生活冲击和精神大变的人该怎么办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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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Utopia可以让人们恢复创伤,可是它难以让人恢复自主。它除了没有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的副作用以外,本质上跟药物成瘾并没有不同——它们不都是在用疗愈方式来掩盖的负面情绪吗?这种东西短期内可以止痛,可如果这负面情绪时间跨度太长、烈度太大呢?脑神经元会不会出现“抗药性”?一个人依赖它,不断地使用它,不断地加量,这一切难道不会在某一天,终到尽头吗?”
苏闲抽了口烟,“神经抑制过量致人早衰早亡,我知道的案例就已经有十几起了,您耳目更广,应该知道的比我还多——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这么干,我宁可要她慢慢地自己走,理疗师也好,自我开解也好,运动瑜伽也好,她必须要自己挺过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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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瞬间,凌言忽然起了招揽之心。
苏闲这样一个VI区的记者,远离权力中心,明明也并不了解Utopia委员会内部林林总总,却能有这样的见解,实在难得。他立刻拐了几个弯儿,随意聊了聊现在孩子的日渐昂贵的教育经费,不断下行的经济压力,然后不动声色问她有没有兴趣来做自己的媒体主管。
苏闲淡定地看他,像是掂量他一般,道,“先生,有用的着我的地方随时知会,但我一个民生新闻记者,让我忽然去应对私人的公关问题,恐怕不适合啊。”
凌言打量着她,微笑,“虽然是私人媒体主管,但可是国会议员的媒体主管啊,薪酬、人脉、资源……不心动吗?”
苏闲想了想,还是婉言谢绝。
凌言皱眉想了下,实在不忍明珠蒙尘,无奈又恼怒地问她那需不需要他的介绍信,也方便她挂靠大型媒体。
苏闲噗嗤笑了,抱歉道,“议员真是要辜负你的心意了,可我就是个不着管、无拘束的人,这几年都我当自由记者都习惯了,也习惯当自己的总编辑,我是真的不想回到那种要迎合很多人,要过很多关,写完也要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了。”
凌言烦恼地摆摆手,想着大概不能操之过急。就在苏闲“自由可是很难得的”的时候,吴律师的消息刚好发到凌言的个人终端,他说祁思明讨论之后案子有新进展,让他们来线上听听。
第四十五章
吴律师发给凌言的时候也给苏闲发了同样一条,凌言小人之心地想,估计是祁思明发消息看他不理他,所以现在搬动吴律师来说项了。
凌言按灭香烟,强颜欢笑,只能和苏闲下楼走一趟。
说来吴复生这位律师,最开始凌言让祁思明帮忙接触的时候,祁思明简直就像个第一天上学的小孩一样百般抗拒。凌言感觉祁思明有时候就像个小朋友,他讨厌条条框框,讨厌循规蹈矩,所以他也不喜欢律师这种整日与法条为伍、舞文弄法的职业,尤其不喜欢官僚又琐碎的首都律师。
而四十多岁的吴律师,每天不苟言笑地推着他那副厚重的眼镜,三分学究气加磅,更给人这种死板严肃的感觉。
虽是名律,但是这世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多了去了,祁思明对名誉这种事其实并不放在心上,后来慢慢接触,祁思明发现吴律师其人虽然在最高法打过十几场官司,但他的负责的案子竟然没有一例关于性侵性骚扰问题的!并且他本人以前对性骚扰案件也没有太深的研究!半路出家的他,甚至有一次对祁思明说,他在知道受害者要承担细密的举证责任,感觉十分震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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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候祁思明感觉凌言这律师选得简直莫名其妙。
尤其在他发现这个律师不提诉讼策略,不预测诉讼前景,只是每天不断地做备忘录,做案件背景分析,不断地厘清细节和详细的法律援引,定时定晌要邀请委托人一起讨论案情时,他简直烦躁到极点,恨不得每日烧一本清心经。
他把吴复生看成那种汲汲于名的律师,以为他是为了攀附凌言才来在Sophia这案子上来卖好,所以也忍了,想着黑猫白猫,能抓耗子就可以,管他法不阿贵还是深文周纳,能赢就行。
可是昨天吴律师一推眼镜,说他不为说谎者辩护,案件若是另有隐情,那请凌言另请高明。
那么语气平平无奇地一表态,祁思明立时就知道是自己想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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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祁思明变脸比书快,一夜间对吴律师刮目相看,嗤之以鼻变成百般好奇。
加上有心讨好凌言补救补救,所以早上跟何小姐说完话就耐着性子,来仔细吴律师做出的一大摞的背景信息,查检证据细节。不得不说,认真不见得是死板,卷帙浩繁也有可能是一丝不苟的孜孜以求。
就是那么巧,祁思明这个野路子正好抓住一个一个存疑的细节,跟吴律师推敲一番后发现了疑点,然后他整个人顿时大喜过望,赶忙让吴律师去给凌言发信息让他过来开会。
吴律师哪里有祁思明的恋爱脑,丝毫没觉出哪里不对,麻利又欢快地就给所有人发了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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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等到人都到齐,祁思明翻出案件分析,跟个要求偶的公孔雀一样,像模像样地清了清嗓子,然后瞥了一眼凌言,指着里面的一条细节道,“目前我们的案件背景梳理中,认定陈安是临时起意,我刚才想了想,觉得不见得。 ”
其他人来都是正经过来听案子的,没有祁思明那么多戏。
苏闲一头雾水地接过备忘录,不解道,“这有什么问题吗?”
祁思明摊手,“当然有问题,这问题就在于大家对“性侵”这个行为有误解。”
除了吴律师,几个人都露出疑惑的表情。
祁思明继续道,“人们本能地认为男性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,‘性侵’是他们的一时冲动,所以‘所有男性都是潜在性侵犯’,我刚才看了一下,网络上流通率最高的说法也是男人性侵是因为‘精虫上脑’、‘性勃起’等等——反正这个说法我是不认的,科学也证明男性的欲望并非不可遏制——所以性侵这个行为,更多的不在于‘性’,而在于‘侵’,在于‘暴力胁迫’——因为没有一个想着‘性’的人,会想着‘暴力胁迫’。”